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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限研究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极具中国特色,在实践中,既可以对个别案件进行具体解释,也可以对法律进行抽象解释,甚至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相关问题发布司法解释。“立法解释”现象受到严重质疑。我们不禁要问,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司法解释权,如果有,它的权力界限是什么,如果没有,如何改革?

【关键词】司法解释;立法;案例指导

103010第5条明确确认了自行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通常称之为“立法性”司法解释现象。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享有抽象的司法解释权。最高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是1981年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号法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并不能为司法解释的“立法”提供法律依据。

1.中国现行法律关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

(1)1981年6月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

本《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法律、法令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或者补充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者以法令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一切问题进行解释。虽然003010赋予最高法院解释法律的权力,但我们发现决议是1981年作出的,所以当时适用1978年的《决议》,而1978年的《决议》则规定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制定法律的权力,没有法律。所以1978年《宪法》的最高军衔只能是政令。但法律法规不能超过《宪法》和法律,法律规定了其他部门的法律解释权限。但是,会不会出现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法律解释权授予最高法院的情况?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果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把法律解释权下放给最高法院,首先要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从1978年《决议》年开始,当时的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只有法律解释权,当然不能将这项权利下放给最高法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78年的《宪法》不能作为最高法院享有抽象司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

(2)《宪法》第32条的规定。

103010第3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应当对法律、法令的具体适用作出解释。这一规定能否作为最高法院抽象解释法律的依据?

首先,该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审判的过程是什么?一般的理解是,法官在法庭调查、双方当事人质证、法庭辩论的基础上,对具体纠纷做出判决。而且,司法权是被动的,即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诉讼,法院可能不会启动审判程序。当然,法律解释权作为司法权的衍生物也是被动的。根据这种对司法过程和司法权的理解,最高法院不能主动对法律作出抽象解释。

其次,对于“法律、法令的具体适用”中的“具体”应该理解什么?在我看来,具体是一组与抽象相对的概念。本条中的“具体”应当是指具体的诉讼,具体的法律规定应当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以解决其争议。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法令具体应用的解释不具有重复适用性。但是,最高法院作出的许多司法解释都是抽象的,就像法律一样,可以对相同或类似的案件重复使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决议》并没有为最高法院主动、抽象的司法解释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

二、关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权限的建议。

(一)完善最高法院案件指导制度。

目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涉嫌违法,存在各种弊端,但不可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不利于现行法律的安定团结。因此,有必要达成妥协,既要保证现阶段司法解释的效率,又要为其不足之处服务。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的判例制度,发展和完善案例在中国的指导作用。

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社会公平正义,从司法权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同案同判”。要实现“同案同判”,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同案同判”的自然正义。但是,由于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不承认判例为法的起源,我们需要对如何形成判例,如何约束法官,如何让法官利用判例审理案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与抽象的司法解释相比,判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抽象司法解释,是案件审理之外的行为,可以视为超越司法限度。当判例法院以判例,的身份选择并公布一些案件时,它并没有改变其在这些案件中已经澄清的法律观点,因此它没有超越案件本身来制定法律。

(二)推进司法改革,提高司法独立。

我国的司法制度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但根据我国宪法,法院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监督,而这种监督只是一种审判监督、职务监督的关系。但现实情况是,法院审理案件时,往往会向上级法院请示,最高法院有时会发布批复等一些司法解释,严重损害了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审判。

判案件的权利。


  司法权作为一种审判权,理所当然的包含了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以及法官依据个案对具体法律条文作出解释的权力,但像上述的请示制度,批复等司法解释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上诉权,也不利于提高法官的积极性,提高法官素质和审判能力,更成为法官规避责任的手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尊重司法规律,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而且我国已在山东珠海法院进行了改革试点。相信我们的司法改革必定有利于推动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让法院法官摆脱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困境。作者:邹海杰,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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