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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几个主要国际法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被公认为“WTO最独特的贡献”。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世贸组织体系中的核心机制,因为没有这一机制,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就无法解决,这必然会使任何实体法规范成为一纸空文,世贸组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统计数据显示,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比以前作为准国际经济组织运作的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使用得更频繁、更有效。GATTM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基本情况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当代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世贸组织的成立带来了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当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法问题挑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这个体系也在发生变化。必须修改其主权、领土管辖权和主权平等的基本概念。这是国际经济法的革命。”显然,这也意味着国际法意义上的“革命”。如何理解w 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和意义,是我国国际法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以及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相关的主权理论三个方面进行探讨。1.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以和平取代战争,这是“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撰写的《战争与和平法》的宗旨。这本书的标题是:“愿和平之神和正义之神赐予陛下一位正义之王和一位缔造和平之王,这是当之无愧的,不仅是为了向上帝祈祷,也是为了完成这本书。”300多年后,当《联合国宪章》问世时,祈求和平的人类发出了最强烈的声音:“我们联合国,人民决心把后代从人类两次悲惨的战争灾难中拯救出来……”庄严宣告,“联合国的宗旨是:第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目的,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防止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破坏和平的行为, 并根据正义和国际法原则,以和平手段调整或解决可能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或局势。” 当今世界,虽然不太平,但和平仍然是整个国际关系格局的主流。令人深思的是,促使格老秀斯研究战争与和平的原因之一,在于寻求解决与荷兰海外贸易有关的国际争端的法律渊源。格老秀斯说:“这些年来,当我意识到与印度(被称为东方)的贸易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时。而且这种贸易没有武力保障,似乎很难维持。就葡萄牙人而言,它是由暴力和欺诈形成的。我关心的是如何唤起我自己人民的精神,勇敢地保护我真诚开始的事业,因为我看到了问题本身的正义和衡平。在我看来,这是自古以来人们逐渐形成的法律的起源。”是政治的集中体现。不当处理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争端可能导致国家(或地区)之间进一步的冲突甚至战争。格老秀斯主张在“正义和衡平"(自然法)促进和平”的基础上解决与贸易有关的国际争端。同样值得深思的是,联合国,成立后,其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接受了美国的提议,为建立国际贸易组织做准备,并就关贸总协定进行了谈判。原因是什么约翰杰克逊教授解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战胜国开始规划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轮廓。人们从许多演讲和文件中发现,当时的经济考虑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这个目标来自这样一种观点,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是经济

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德国问题的不当政策以及两次战争之间的其他类似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建立战后制度以避免重蹈覆辙的决策者的思想。虽然伊藤去世了,但关贸总协定通过暂时适用演变成了一个准国际经济组织,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战略角度来看,在完善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是战后国际争端和平解决法的重大发展。第33条规定,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方法包括谈判、调查、调解、仲裁、司法解决、利用区域机构或区域措施,或每个国家选择的其他方法。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准司法解决办法。根据世贸组织《联合国宪章》 (DSU),和平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方法包括协商、斡旋、调解和调停、专家组审判、上诉审查、仲裁等。其中,合议庭审判和上诉审查相互关联,具有特别显著的准司法性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同于像联合国国际法院那样的谈判和司法争端解决等非司法争端解决机制。

“二分法”的观点,将和平解决争端的各种手段大致分成两种类型,即“权力导向型”(“power-oriented”)与“规则导向型”(“rule-oriented”)。前者根据争端当事方相对力量对比,通过谈判和协定的方式解决;后者根据当事方先前达成的规范或规则,通过谈判或裁决的方式解决。两者之区别,不在于是否包括谈判(往往必不可少),而在于是否根据先前达成的规则解决争端。所谓“规则导向型”,可以理解为倾向于根据规则解决争端,其中包括谈判等非司法解决争端的方式。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就是这类“规则导向型”的和平解决争端机制。该机制以规则为指导,包括GATT第22条与第23条(基础性条款)、DSU及其附件、《DSU行为规则》、WTO《上诉机构上诉复审工作程序》及其附件等。WTO成立以来的争端解决实践表明,这些规则得到了非常有效的贯彻实施,从而有可能在短短6年多时间内,200余起争端得到受理,其中,近50起经专家组审理乃至上诉机构复审,得到解决,5起经仲裁后由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授权中止减让。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所具有的准司法解决性质与规则导向,密不可分。比如,根据GATT第22条以及DSU第4条,WTO的争端当事方首先必须通过磋商解决争端,而不是直接诉诸准司法解决的专家组审理程序。虽然,这种磋商属于WTO多边框架内非司法解决争端的方式,但是,也必须在相关规则指导下进行。至于准司法解决的专家组审理与上诉复审程序,更是必须遵循一整套规则。所谓“准司法”,是指这种专家组审理与上诉复审类似传统意义上的法院(庭)审理程序,其中包括根据DSU第6条采用“消极一致”方式,从而使进入专家组审理的程序具有强制管辖的司法性质,同时又融合了不少非司法性质的程序,如关于专家组所作决定的授权条款、期间评审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导向有利于争端解决的公平、公正和高效,从而使该机制趋向司法化。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富有活力的动态机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机制的前身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是“自运转”而逐渐形成的。从GATT第22条、第23条发展到如今一部较完整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法典,从原先没有任何与GATT争端解决有关的组织机构或人员,到目前WTO内相对独立的DSB,尤其是常设的上诉机构,并且,1995年以来,年平均受理争端数量近40起。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在继续发展。比如,在“美国禁止进口某些虾与虾制品”案(即“海虾/海龟”案)中,WTO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的解释,第一次允许接受非政府组织(NGO)直接递交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书面意见。尽管人们对这种做法是否符合DSU第13条关于专家组“寻求信息权”的规定,颇有争议,但是,上诉机构在“美国对某些原产于英国的热轧铅与鉍碳钢制品征收反补贴税”案中,再次明确肯定了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正是继承了GATT历史上的实用主义传统。这说明,国际社会需要通过某种和平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并不断地寻求各种相应的方法,保障各国或地区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并尽最大可能避免因贸易争端引起政治、军事冲突。
      
    通过6年多的实际运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暴露出不少有待完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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