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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与主权让渡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国家主权绝对不可侵犯的传统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主权相对性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从欧盟,国家主权转移的历史、类型、特点和理论动因分析可以看出,国家要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利益,不应固守绝对主权原则,而应在坚持国家利益原则的前提下,在适当领域限制或转移国家主权。这一源于国家主权相对性的主权转移理论,是国际法理论的新发展。

关键词:国家主权全球化,主权相对性,主权转移。

引言:国家主权的历史演变。

主权是一个国家最高的内部权力和独立地位。(1)主权理论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是让?布丹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的和持久的权力,它高于法律。此后,关于主权本质的理论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并确认了主权的三个原则: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绝对和不可侵犯,从而形成了经典的主权概念。(2)

在国际法上,1684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以条约的形式确认了一个国家的主权权利,规定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是主权平等的。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主张国家主权原则。此后,主权被视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些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主权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主权国家不一定受国际法约束,甚至可以诉诸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意志。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国际法对国家主权的确认和维护更加具体和全面:既确认和维护了传统国际法确立的国家领土主权,又扩大了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范围;(3)1974年第《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号法令规定,每个国家都有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可以根据人民的意愿选择其经济制度和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所有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完全的永久主权。以上内容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国家主权是绝对的、不可侵犯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增强。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如生态环境保护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还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协调。这意味着,国家要想参与国际活动,就必须遵守一系列条约、协定、机制和国际规则,而不是依赖所谓的绝对国家主权。与此同时,世界上所有国家参与联合国工作和尊重其决议实际上意味着部分放弃其主权,正如签署国际条约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对其主权的自我限制。(5)可以看到,各国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渗透的“协变关系”,这种关系趋向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原有的排他性和排他性相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奥尔森所说:“主权国家体系将人们划分为相互约束的政治实体,但经济生活的繁荣需要人们尽可能多地交换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6)

虽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相冲突,但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等非国家行为者的发展以及对人权原则的解释也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提出了挑战。(7)“主权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无可争议的基本价值”,(8)坚持国家主权的绝对性不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国家主权转移理论应运而生。主权转让是指主权国家基于国家主权原则将其部分主权权利转让给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主权行使模式。(9)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相对性的体现。纵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不是止步不前的结果,而是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双赢结果。因此,主权国家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而不是坚持国家主权的绝对性)的基础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自主转让部分自身主权,以积极的态度加入全球合作与竞争,并在此过程中谋求自身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可能比坚持传统的绝对主权观念更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移交理论可以看作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理论的有益尝试和发展,欧洲国家在主权移交实践中走在世界前列。因此,本文从欧盟,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的变化和主权的转移。

全球化下的欧洲一体化:主权转移的历史进程。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六国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简称巴黎条约),根据该条约,成员国将逐步将煤钢的生产和经营权转让给煤钢共同体。煤炭共同体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而是一个拥有超越各国政府的特殊权力的高层次机构。它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开始通过转让部分国家主权实现新的国家间合作。煤炭社区的有效运作和良好效果增强了欧洲政治精英推动一体化的决心。因此,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元首正式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合称《罗马条约》。自那时以来,一体化进程已经扩展到所有经济部门。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幅度转移国家主权,从而推动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时期。在1991年12月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和0103010。

《政治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具体时间表。1999年1月1日,欧元在由欧洲11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内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元区11国将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调控权让渡给了欧盟。至此,成员国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让渡给共同体来行使。

  政治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与经济一体化起头并进,而政治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成员国让渡敏感的政治主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员国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时它还要求成员国之间建立司法与民政方面的合作机制以及“欧洲公民资格”。 (10)

  最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是有制度、法律保障而非无章可循的。从最初的《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都规定了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和应让渡的权力;与此同时,除了有独特的民主制衡机制作保障外,欧盟法可在各成员国直接适用,且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 (11) 从而为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纵观上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体化进程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各成员国向共同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欧盟这一超国家性组织(sup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2) 就是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职能让渡的产物。

  欧洲国家主权让渡现状:对国家主权让渡类型的透析

  (一) 经济与货币联盟:经济主权的让渡

  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数年来运转良好,而欧元在启动之后也走出了最初的低迷状态,汇率直线上升。虽然“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这两个超国家性事物的蓬勃发展却表明了以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作一分析。



  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可从以下角度予以说明:

  首先,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并超越于各成员国政府之上。《马约》规定,“在行使和执行本条约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赋予的权力和任务与指责时,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其决策机构的任何成员,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共同体机构,来自成员国的任何政府或来自任何其他机构的批示。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政府承诺尊重这一原则,并承诺不寻求影响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成员履行其任务。” (14) 这一规定明确了欧洲中央银行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确认了其超国家性以及各成员国部分金融权的丧失。随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对此进行了重申并做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被干扰的可能性,从而为欧洲中央银行逐步接纳各成员国让渡出的金融权和货币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得到了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保证。《马约》及《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要求各成员国最迟到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成立之日,必须使本国立法(包括本国中央银行章程)与本条约不冲突。从实践中看,各成员国也已在本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实现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超国家性和权威性的制度安排。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地位得到了可靠的司法保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可就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对欧洲议会、委员会或理事会违背条约而未采取行动向欧洲法院提起申诉和诉讼。同时,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还拥有对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解释权以及对以欧洲中央银行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的管辖权。故而,如果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成员国中央银行未履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它就可将此事提交欧洲法院进行裁决。

  总之,与传统的中央银行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明显的超国家性”, (15)它超然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其他机构之外,是成员国金融货币主权让渡的必然结果。

  传统国际法理论认为,“国家的货币主权来源于国家的属性和法律的性质,其法律效力由于国家的独立人格而具有绝对的权威”, (16)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货币领域的体现。然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欧元的正式启动对这一传统观念既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事实上的创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货币统一、货币主权让渡和超国家组织管理行为的集合体,它无法用既有的国际法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马约》将成员国政府间合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移转给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以不可变更的汇率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部长理事会行使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强制权力; (17)另一方面,成员国自愿让渡货币主权给超国家性组织来统一安排运用,而超国家性组织的管理机构也才充分吸纳这一让渡出的货币主权,使自己在金融货币领域成为对成员国有实际约束力的组织,以区别于一般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虽然难以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找到法律依据,但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都积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 (18)来督促各成员国尽快让渡货币主权以促成单一货币体系的形成,这也就给这一新的国际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够与传统国际法理论衔接与过渡,欧洲货币一体化在实践中实施了缓冲性的“辅助性原则”,以对那些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原则的成员国起到心理缓冲作用。这些都是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创新。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政治主权的让渡

  政治主权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虽然国家主权的经济属性日益显著,但其始终无法取代政治属性的根本地位,故而所有国家在处分政治主权时均持谨慎态度。所以,与为经济利益而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顺理成章不同,让渡象征国家独立地位的外交与安全决策权绝非易事。但是,随着国际机制对国内事务的不断介入,对政治主权的部分让渡已是不可避免。 (19)

  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关于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普利文计划,随后又产生了富歇计划和斯巴克计划,但这些计划都因为各国对政治主权的过于敏感和不同的利益考虑而相继流产。然而,后来的东欧剧变、海湾战争和前南危机,却促使欧洲国家下定了在政治联合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的决心。于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于1992年正式签订,它使得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有了重大进展:一是将防务和军事安全引入了这一机制的范围;二是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财政上得到保障,其行政费用列入共同体预算;三是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有了总体目标,决策程序和手段规定。但是,《马约》有关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条款是各成员国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其有效性较为有限。1997年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简称《阿约》)和2000年12月11日通过的《尼斯条约》对《马约》中有关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条款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补充,更加强调这一领域的超国家性和欧盟的作用,部分地解决了欧盟运动机制上急需扫除的障碍。 在《马约》、《阿约》和《尼斯条约》的调整之下,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的国家政治主权让渡已初见成效,使得这一领域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然而如前所述,国家政治主权的敏感性使得多数成员国不愿意完全将这一核心主权让渡给欧盟,以致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目前还不能完全超越严格的主权国家控制的限度,这就阻碍了超国家的一体化模式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形成。从这一意义上讲,欧盟国家政治主权的让渡过程,是一个在“欧洲化”向心力和“国家控制”离心力综合作用之下的逐渐演进过程,其每一步进展都是经由错综复杂的相互妥协得来的:比如围绕《尼斯条约》进行的谈判就非常艰难。欧盟各国,特别是法、德之间的分歧凸现,这表明欧盟内部建设和改革的深入发展激发了欧盟各国利益与主张的分歧。欧洲人在尼斯会议以后的心态,与其说是庆幸会议的成功,还不如说是忧虑内部分歧的加深。但是,尼斯会议虽未解决机制改革的全部问题,却为《欧盟宪法条约》的 签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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