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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凶器”概念

【案例】刘某系因与犯罪嫌疑人王某刘某、鲁某同行业竞争引发纠纷,故要求犯罪嫌疑人王某、张某参与调解。王某认为鲁某没有给刘某面子,于是就生出了打人的念头。鲁某走出调解办公室后,王某从刘某车上拿出白刚的鞋子,张某从地上捡起一根棍子,两人开始对被害人鲁某进行阻拦和追逐,其间被害人被撞倒在地,起身后继续被两人殴打。经鉴定,受害人鲁某头部、左膝和左胫骨多处挫伤,构成轻伤。

本案中,对于如何定性王、张的行为,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白刚的鞋拔、木棍不是《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8号)规定的“用凶器随意殴打他人”案件中的“凶器”,不能认为构成寻衅滋事罪。第二种意见认为,他们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快速解决方案】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凶器”一词最早出现在1997年《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凡携带凶器抢劫者,应根据本法第263条定罪处罚”。在此基础上,《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中增加了“以凶器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此外,《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5〕8号)和《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8号)也分别提到了“凶器”一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凶器”呢?

到目前为止,对于什么是“凶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解释,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实践中对涉及“凶器”案件的判断和处理。在我看来,谋杀是指谋杀,而工具是指工具、工具或器具。《现代汉语词典》将“凶器”解释为用于犯罪的工具,这一点被普遍接受。从1997年《刑法》年在关于正当防卫的第二十条第三款内容中引入“杀人”一词,到2005年关于“持凶器抢劫”的解释,再到2013年关于“持凶器盗窃”的解释,我们可以从这三种解释中理解刑法语境中“凶器”概念的实质。第一,“凶器”要有足够的功能强度,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003010规定“对正在实施的杀人、谋杀、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的具体规定中没有独立的“杀人罪”。在这里,“杀人罪”相当于“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持凶器抢劫、盗窃”的两个司法解释中,也有这样的表述,即“足以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设备”。第二,如果没有生产、制造器具,就会被定性为“杀人武器”,只有在器具被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才会受到刑法的评价,这在两个《司法解释》中明确表述为“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这也是从使用者的主观意图来判断一个器具为什么是“杀人武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使枪支、爆炸物和管制刀具在两个“司法解释”中都有列出。第三,“杀人武器”造成伤害的力量来自使用者的力量,而不是机械或自然的力量。如果一辆车被撞杀人,那这辆车就不应该被称为“杀人武器”,而是犯罪工具。第四,“凶器”应该是仪器、工具或器具,而不是其他。在中毒杀人的情况下,使用的“毒药”不能称之为“凶器”,而其他人则是拳打脚踢致死或致伤,拳脚不能称之为“凶器”。

综上所述,有必要从刑法意义上的四个方面来考虑“杀人武器”。一是——的功能强度足以危及他人人身安全;二、主观故意——目的在于违法犯罪;第三,电源——是用户自己的力量;第四,——仪器、工具或器具的物理特性。以上四个方面既涵盖了相关司法解释中“凶器”的应有含义,又完善了“携带凶器抢劫”、“携带凶器盗窃”具体犯罪下“凶器”解释的局限性,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

结合本案,王某使用的白刚鞋拔、张某使用的木棍均符合“杀人凶器”的要求,而白刚鞋拔、木棍足以危及人身安全,是王、张为危及人身安全而故意使用的。犯罪的动力来自使用者,具有工具性特征。王和张用凶器随意殴打鲁某并打伤他,破坏了社会秩序。他们应该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作者:马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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