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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视域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路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进程相对缓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早在2006年就起草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但相关立法活动并未取得相应进展。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欧洲,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不仅受到民法和行政法的保护,还受到刑法的保障。因此,我国应在今后的立法活动中更加重视公民个人信息,完善公民个人信息法律制度,特别是刑事立法制度,通过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断提高公众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和全社会对个人信息的关注度。

关键词:刑法中的公民个人信息立法制度。

作者简介:瑞通,湖北, 天元(仙桃)律师事务所刘永刚,律师,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

中国图书馆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doi:10 . 19387/j . CNKI . 1009-0592 . 2017 . 08 . 395。

一、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个人信息犯罪无论从犯罪主体还是犯罪方式上都呈现出类型多样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个人信息犯罪数量众多,范围广泛。进入新世纪的信息社会以来,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现象愈演愈烈,这种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引发的频繁无端骚扰正以数倍的速度增加。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遇到过各种推销电话和垃圾短信。而且装修公司往往是刚买完房就上门,各种儿童产品的销售也是刚生完孩子就上门。甚至在今年的两会,李世杰,期间,国家政协,的一名成员说:“国家领导人接到了各种各样的骚扰电话,无论时间、地点和场合。”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们生活的环境早已离不开互联网。如今,互联网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谋取非法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成为犯罪分子谋取利益的工具。

另一方面,个人信息犯罪呈现主体多元化、产业链健全的趋势。据中国Pufa.com报道,2012年4月,公安部开展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依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978人,查明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来源44个,涉及公安、司法、工商、银行、民政、电信等多个领域。这些政府工作人员依法将个人信息挂在网上寻找买家,而负有保密义务的银行工作人员和电信系统工作人员也将出售客户个人信息作为副业。甚至还有公安系统的个别警官和同事,他们泄露公民的户籍和车辆信息。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我国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形成了从信息收集到信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二、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缺陷。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府、财政、交通等部门从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角度收集的个人信息越来越多,一些组织和个人非法从中牟利的现象也大大增加。《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前,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立法保护主要体现在《刑法》第253条规定的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销毁邮件、电报罪。但该规定没有突出公民个人信息权的重要地位,在打击个人信息犯罪方面缺乏广度和力度,在实践中根本无法以多种手段应对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因此,《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中增加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相应规定。销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针对的是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并归入同一法律,可见这两罪的关联性。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个人信息的定义不明确。

虽然103010的颁布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即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视为犯罪,在刑法中予以否定性评价并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但并未对“个人信息”的概念和范围作出解释,也没有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的标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处理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行为非常困难。要清楚地认识和准确地认定违法犯罪行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一旦刑法规定的概念内涵和具体范围模糊不清,必然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引发巨大争议。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相关国家在界定“公民个人信息”方面的学术和实践经验,在我国刑法立法或司法解释中明确“个人信息”的具体概念范围。

(二)配套立法不完善。

“刑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违法行为,只是在必要的范围内适用,即刑法的适用必须审慎适度。”这就是刑法中所谓的谦虚。虽然003010指出“违反国家规定”,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和规章,相关保护散见于《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七)》等法律法规。但是,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这些法律、行政法规、政策法规并没有做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在启动时要审慎、谦抑。如果经过其他部门的法律干预后能够有效解决,刑法应当予以克制。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违法行为都要受到刑法的调整。

由于我国尚未制定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专门针对公民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那么,按照刑法的谦抑主义随意出台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为,有悖于刑法的补充原则。


  (三)缺乏亲告罪起诉模式的设置


  亲告罪的设置方式是为了将一些情节轻微的犯罪通过自诉的方式去追究,一方面节约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又充分保障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个人信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个人信息被非法使用后造成的后果,对于不同的权利人来说影响也是不同的。如果司法机关一味的机械适用法律反而达不到立法者设置本罪时所考量的目的。因此,应当对出售、非法提供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也设置为亲告罪的起诉模式较为适合。假如刑法中将这两个罪名统一规定为公诉罪,笔者持否认态度,因为这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假如刑法中将这两个罪名规定为非真正亲告罪,那么既可以赋予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其近亲属的主动权和选择权,同时使公诉机关对此进行追诉的权利得以保留。


  三、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具体路径


  《刑法修正案(七)》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犯罪行为,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上的一次进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进一步加强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扩大犯罪主体的范围,但遗憾的是,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提出对个人信息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以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同时发挥刑法在打击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预防和打击侵害个人信息的犯罪,营造一个秩序良好的信息社会。


  (一)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和范围


  个人信息定义的模糊性将会在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过程中带来认定上的困难。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来解决定义缺失的问题:一是可以在相关部门法中对公民个人信息作出定义,这样刑法就可以援引相关法律条文以作为刑法上个人信息的定义;二是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立法解释或者“两高”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进行定义。由于个人信息在语义上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所以对于个人信息的范围也应当予以规定,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是否成立犯罪以及量刑的轻重。在确定个人信息的范围时,应当考虑到立法者的意图,在制定法律时将何种行为归入为犯罪以及其在刑法典中所作的罪名分类,以此可以将立法者的意图从中推断出来。同时,对一些影响公民隐私或者是危害性较小的个人信息,采用刑法手段之外的方式对行为人进行制裁已经可以制止此种行为,而对一些性质严重的,涉及到利用个人信息进行严重侵害他人人身权利、金融秩序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刑法就要对此类性质的犯罪保持时刻的关注。


  (二)制定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部门法规


  必须尽快制定并实施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用一部专门的法律去唤起大众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注,同时减少此类犯罪的产生。尽管刑法在法律制裁上相对于民法、行政法具有十分强的严厉性和强制性,但个人信息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认定又纷繁而复杂,因而一部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是具有指引和推动作用的。并且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只有当民法或行政法无法对行为人的行为作出约束或者该种约束起不到限制行为人不为一定行为的情况下,才能由刑法加以规范。所以应当制定相关的部门法规,强化不同单位和工作人员对信息权利主体所应负起的法律义务,以及对其违反义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进行明确规定,行为人才能更好地遵纪守法,更尊重他人个人信息的隐私性。


  (三)完善“情节严重”标准


  在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状中有一个关于情节认定的要求,即要求“情节严重”。“严重”本身从字面意思上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为了减少在司法实务中因这种模糊性给司法人员带来的困惑,应当对“情节严重”作出明确的解释,完善“情节严重”的标准,更好地去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因此,笔者认为,界定情节严重的范围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以信息数量为衡量标准。通过数量这一可以量化的标准来认定后是否达到情节严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参考性。2.以获利多少为衡量标准。以获利多少位衡量标准,不仅可以用于针对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犯罪认定上,也可以用于量刑上。结合有关司法解释,数额较大宜认定为人民币500-2000元以上。3.以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为衡量标准。即使行为人构成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主观恶性大小也可以作为量刑的依据予以参考。4.以造成的危害后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危害后果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可以是物质方面的,也可以是非物质层面的。


  (四)完善追诉方式


  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权在本质上属于公民的个人权利,当这一类权利受到侵犯之时,其危害性相对于暴力犯罪较小。因此,应当参照侮辱罪、诽谤罪的规定,对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采用自诉追诉方式。这样可以提高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效力。同时,如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社会利益,公诉机关就不能再置之不理。笔者亦同意此种观点。围绕世界各国关系侵害个人信息犯罪的起诉模式,因法律传统和渊源不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追诉方式。前文已经论述,探究立法者的本意,可以了解法律发展的趋势。我国刑法将其规定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权利”中,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本意是想通过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而对此类权利,除了及其严重的暴力犯罪外,适当的引入自诉机制可以使法律显得更加完备。此外,对于行为人采取极其严重的方式非法使用和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有可能危及重大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对此类行为宜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采取公诉的方式进行。这样可以更好地节约司法资源,为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1]翁孙哲.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犯罪研究.2012 (1). 

  [2]赵军.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法益研究——兼析《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争议问题.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2). 

  [3]吴苌弘.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4]金昌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中国审判.2014 (4) . 

  [5]刘宪权、方晋晔.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及完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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