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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法与反恐法的衔接

 在反恐法的制定与刑法的修正中,应当重视两法的衔接问题。法与法反恐的联系包括:法模式的联系、法空间的联系、法“意义”的联系、法“语言”的联系、管辖权的联系和犯罪体系的联系。在宪法法,的基础上,应加强对法法空间的界定,解决因目的不同而导致的错误连接问题,追求法,条款的明确性和统一性,完善法,的属人管辖和保护性管辖制度,完善法的恐怖主义犯罪指控制度

近年来,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重点关注的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其本土化、去中心化、网络化、常态化问题日益突出。作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之一,中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反恐形势。在法,治国的背景下,让法跟随是反恐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2014年11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同月公布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前者于2015年8月29日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正式通过,将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后者在人大,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共10章97条,于2016年1月通过。

family:Calibri">1日起施行。后者是我国反恐工作领域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法律,而前者也多处涉及反恐刑事立法的完善。作为反恐领域最为重要的两部法律,二者是否有效衔接以及如何有效衔接都是值得学界关注的。

 

  刑法与反恐法的衔接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次:一是立法模式的衔接;二是立法空间的衔接,即两法应当明确各自的立法空间,在此基础上确定衔接处;三是法的衔接,即两法的宗旨、目的的衔接;四是法的衔接,即法律用语的协调一致;五是管辖的衔接,即刑法与反恐法在恐怖主义犯罪刑事管辖权方面的规定的衔接;六是罪名体系的衔接,即两法在具体罪名设置上的衔接。在《反恐法》之前,我国在反恐工作方面的主要专门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就如何实现两法衔接,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因此,仍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单轨多轨制:立法模式的选择与衔接

 

  1997年后,我国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规范全部纳入刑法典中,从此确立了统一刑法典的单轨制刑法立法模式。这种模式虽得到多数学者和官方的认同,但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如储槐植教授认为:我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所有犯罪都规定在刑法典里的国家,而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把两类犯罪分别规定在两类法律中。这种单轨制的刑法立法体制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困扰着我们的刑事司法,但这却没有得到刑法理论界足够的重视。

 

  反恐刑法究竟是采取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还是统一于刑法典之内的模式,在当前刑法典大一统的单轨制局面下,似乎没有太多商量的余地。然而,从两法衔接的角度来看,这种单轨制的立法模式是值得反思的。首先,恐怖主义犯罪这种新类型的犯罪样态复杂多样多变,其立法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而将其统一规定于刑法典后基本只能上依赖于频繁颁布的修正案予以完善,频频修改的刑法典必然有损法治稳定性;其次,采用单轨制的立法模式后,反恐法中的刑法规范大多是宣示性的条文,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没有实质意义的规范,浪费了立法资源;最后,在这种模式下,束手束脚的反恐法中的部分条款仅规定犯罪行为,而未规定法律后果,其中的刑法条款也因此落入只能反,不能罚的窘境 。

 

  立法模式的选择关乎两法的衔接,而当前的单轨制模式下的反恐法在反恐法律体系中的实际地位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反恐法之于刑法典也只是一种简单的补充,难以充分发挥反恐法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中应有的功能。因此,即使反恐法最终不得不接受这种单轨制的安排,这种立法模式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二、接问题:立法空间的界定与衔接

 

  合理界定立法空间,是两法衔接的前提。反恐法与刑法在反恐领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立法者对于反恐法和刑法的边界认识不清晰的话,二者的立法空间将难以严格界定,这也会导致两法的内容交叉、重复或者缺失的现象。

 

  反恐怖主义犯罪工作涉及的面非常广,有关反恐法律的修订都应当以宪法为根本依据,界定好各自的立法空间,协调好本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例如,凡是刑法有明确规定的,或者应当由刑法规定的,反恐法不应再重复。反之,凡是应由反恐法规定的,刑法也不得越界。那么,刑法与反恐法的立法空间分别是什么呢?如果按照不同的层次将立法空间形象地理解为点、线、面的话,那《反恐法》的立法空间显然应当是,即应当具备顶层设的思路,统筹反恐法治工作,就共性的问题作出规定。而刑法在反恐方面的立法层次应当是线或者,即只规定罪与刑。二者有区别的立法空间是由不同的调整对象所决定的。在当前已经确定的刑事立法单轨制的背景下,刑法与反恐专门法的分工在于,刑法要设定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与刑罚;而反恐专门法可详细规定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原则、法律基础、反恐机构等不便于为刑法典所规定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单轨制的背景下,当前我国反恐法在与刑法在划界方面相对准确,并未出现严重的两法交叉、重复的现象,但也存在个别重复现象。例如,《反恐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组织、策划、准备实施、实施恐怖活动,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的物品,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的服饰、标志,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提供帮助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尽管反恐法的该条规定具有一定的警示、威慑作用,但既然刑法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刑法已能发挥更好的警示、威慑甚至惩罚的作用,反恐法无需再做这种简单的宣誓性的重复。这表明,立法者对于两法独立的立法空间认识仍需加强。当然,仅仅强调二者的划界而治是不够的。两法在空间衔接方面也有待完善。当前,反恐法中缺乏与刑法的衔接性的规定。之前的《反恐法(草案)》在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概括性的规定在后来的正式颁行的文本中被删除,《反恐法》对于某些具体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仍然缺乏指引性规定。

 

  因此,做好两法的接仍然需要根据两法的调整对象进一步界定两法的立法空间。在此基础上,二者也都应加强衔接性规定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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